李在明訪華：「靈活」的韓國總統行走在「安美經中」的鋼絲繩上

圖像來源，X / Lee Jae Myung

圖像加註文字，李在明在社交媒體上發佈自拍照。

• • Author, 陳岩
  • Role, BBC中文
• 2026年1月8日

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走在紐約寒風中等待未知的審判之時，地球另一端的北京，正上演著一場截然不同的政治戲碼。

1月5日，韓國總統時隔六年再次踏上中國土地，而上一次國事訪問更要追溯至2017年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碧輝煌的金色大廳內，會晤甫一結束，李在明便舉起手機，熱情邀請身旁的習近平主席夫婦一同入鏡。兩對夫婦在鏡頭前展露笑容——這部格外搶眼的手機，正是兩個月前習近平訪韓時的贈禮。彼時中方特意強調其採用「韓國產顯示屏」，將科技供應鏈的互嵌，轉化為一種具象而微妙的政治符號。

這場「手機外交」之所以引人注目，還在於它摻雜著一種自嘲式的安全焦慮。早在慶州峰會時，李在明曾打趣問道「通信安全嗎？」，習近平則順勢回應「你可以查查有沒有後門」。這段輕鬆互動在社交平台瘋傳，也以一種玩笑的方式，點破了雙方心照不宣的議題——安全邊界與戰略互信。

饒有趣味的是，馬杜羅手中據稱也有一台中國手機——來自被美國制裁的華為。他曾多次展示這部折疊屏手機，反覆強調「這是習近平送的，美國人黑不進去」，將其視作中委關係「信任與支持」的象徵。

隨後，李在明在社交平台X上曬出這張自拍，配文「畫質不錯吧？」，在中文互聯網引發一波好感。然而在親切互動的表象之下，李在明正實施一場精心校準的「戰術擁抱」：既要修復對華關係，又不能激怒華盛頓；既要靠近，又要精準控制速度與幅度，以免在東北亞結構性矛盾中喪失迴旋空間，最大可能地維持「安美經中」（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和本國的戰略利益。

過去一年，中美博弈加劇，韓國經歷政治動蕩與民意極化，中日圍繞台灣問題針鋒相對。多重變數疊加下，中韓關係乃至東北亞局勢的走向，恐怕並不如這張自拍照那般清晰。

BBC中文採訪了中國、韓國及新加坡的學者，試圖從多視角解讀這場訪問。

中韓關係：從「不正常」到「正常」

美國西東大學和平與衝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汪錚向BBC中文表示，「即便扣除疫情期間客觀受限的三年，僅從外交實踐的角度看，這麼多年未有國家元首訪問，也說明中韓關係經歷了較多波折與困難。」因此，這次訪問可以被視為中韓關係在走向「恢復正常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李在明也承認中韓關係正從「不正常」恢復到「正常」。訪華前一天，他在接受中國官媒採訪時坦言：「必須承認，近些年來，確實存在一些誤解或分歧，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雙邊關係的發展。」

中韓關係此前不僅長期處在低谷，去年更是雪上加霜。

尹錫悅戒嚴令事件後，其律師在憲法法庭引用假新聞，聲稱「99名中國人在選管委被捕並承認選舉舞弊」，指「中國政府介入韓國選舉舞弊」。儘管韓國官方迅速駁斥、選管委報警控告涉事媒體，這一陰謀論仍在保守派中廣泛傳播。李在明上任後推出對中國團體遊客免簽，點燃了一些民眾的情緒，首爾出現「不要中國」示威，期間甚至有人撕毀中國國旗和習近平肖像。

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研究員郝楠此前向BBC中文表示，示威浪潮的直接動因是尹錫悅煽動的「反華陰謀論」，但還須考慮兩個結構性因素：「薩德事件」以來的中韓民間對立，以及韓國保守派與進步陣營在對華政策上的深度分裂。

汪錚評論認為，李在明此次訪問發生在韓國國內對華負面認知持續上升的背景之下。本身就是一種試圖重新平衡雙邊關係、穩定對華政策方向的政治努力。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圖像加註文字，2025年10月3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釜山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之際，一名反華抗議者在金海國際機場空軍基地外展示標語牌。

雖然帶著「破冰」的性質，但專家認為此次訪問更多還是雙方各自表達立場的契機。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非駐會研究員、韓國首爾成均館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趙成珉（Sungmin Cho）向BBC中文表示，首爾希望北京在朝鮮問題上發揮更積極作用，北京則期望首爾在對美關係上採取更獨立立場。

據韓聯社報導，李在明在上海時對媒體表示，他已向習近平提出請求，希望中方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發揮調停者角色。

「儘管這些期望顯然都沒有得到滿足，但雙方可能仍對表達了各自的觀點感到滿意。」趙晟敏稱。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張維良（Victor E. Teo）向 BBC 中文表示，對中國而言，這是一個向韓國闡述自身立場的機會，尤其是在當前對日摩擦的背景下，北京希望防止韓國在台灣問題上效仿日本。對韓國來說，這次訪問「為在尹錫悅總統執政數年之後逐步重啟、修復緊張的中韓關係定下了基調。」

但張維良提醒，不應對此訪抱有過高期待。由於歷史原因，兩國目前分別處在亞太地區現行安全架構的對立陣營之中，「他們不會簽署那種會限制各自戰略自主性的正式文件。」

最終，李在明結束訪問，並未與中國簽署任何聯合聲明、公報。

或許正因如此，雙方選擇了一種更加務實的路徑。張維良觀察到，「兩國打算放慢腳步，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建立互信，努力在不激怒各自盟友和夥伴的前提下，尋找可以合作的共同點。」因此，在綠色能源等非敏感領域，雙方在盡可能多的方面達成諒解備忘錄。

此次兩國簽署的15份文件，重點集中在相對「非敏感」且可操作的領域，包括環境與氣候合作（延伸至氣候治理、循環經濟、碳市場等）、產業園區與供應鏈穩定（涵蓋綠能等產業方向）、交通運輸與未來移動、數位技術與ICT對話、新創培育、智慧財產權保護與海關執法合作，以及食品安全與檢疫程序等，避開高敏感安全議題。

李在明在北京的「韓中商務論壇」上發言，用高麗時代的國際貿易港「碧瀾渡」做比喻，強調「即便在外交緊張與衝突時期，通過碧瀾渡的貿易也從未中斷」。

張維良認為，李在明希望設法與中國建立起某種新的經濟關係，他上任七個月以來，支持率穩步上升。如果繼續改善韓國經濟，無疑有助於他在國內進一步鞏固政治地位。

追求最大靈活性的李在明式外交

圖像來源，EPA/Shutterstock

對於中國民眾而言，李在明還頗為陌生，但他上任之後，借助APEC峰會試圖迅速拉近和改善了與中國、日本、美國的關係。

「韓國的對華政策與美韓同盟緊密交織，就像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趙成珉（Sungmin Cho）解釋，韓國長期面臨結構性困境：向中國靠攏可能激怒美國，反之亦然。

對於李在明而言，兩位前任就是前車之鑑：文在寅和尹錫悅，與中國或美國走得太近，代價都大得難以承受。

趙成珉認為，或許是吸取前任教訓，「李在明試圖通過與兩邊同時接觸來最大化戰略靈活性。雖然這種戰略從長遠來看似乎不可持續，但李在明總統似乎在戰術上相當嫻熟。」

這種追求「同時性」的特點將李在明政府的外交與其前任區分開來：文在寅政府初期優先恢復與北京的關係，而尹錫悅政府則專注於加強與華盛頓的關係。

「最大靈活性」戰略的優勢在於，它能幫助韓國避免因過度倒向一方而立即招致的後果——來自美國的懲罰或者來自中國的報復。挑戰在於這種戰略隨著時間推移可能會侵蝕首爾的可信度。儘管存在這些風險，「最大靈活性」可能是李在明政府唯一可行的選擇。

張維良（Victor E. Teo）認為，李在明正在嘗試一種多向度外交——同時改善與中美日的關係。與前任尹錫悅試圖通過反華姿態強化韓美日安全合作截然不同，李在明的邏輯更接近一種務實平衡：韓國是一個相當有外交聲量的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影響力常常遠超其體量，正因如此首爾方面相信，即便嵌入美國安全同盟體系，也不必然意味著必須與中國關係破裂。

這並非天方夜譚：鄧小平1978年啟動中國改革時，也曾努力重置中國與周邊各個國家及全球主要大國的關係，鄧小平判斷「只有在有利的戰略環境下，中國才能進行經濟改革」。

這種平衡術的張力，在李在明上任以來的外交軌跡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他剛在2025年11月說服特朗普批准韓國建造核動力潛艇， 轉身就出現在北京與習近平自拍，並公開表示要擴大中韓在人工智慧領域的經濟合作。 張維良認為，李在明展現出的能力恰恰在於：通過精細調整外交策略，在兩個處於激烈戰略競爭中的大國之間找到韌性空間。

汪錚認為，如何在同盟義務與地區現實之間取得平衡，一直是歷屆韓國政府試圖解決、但成效不一的問題。相比之下，前一屆尹錫悅政府在外交上採取了較為明顯的「向美國一邊倒」的取向，並在短時間內大幅強化對日關係。這種做法打破了韓國外交原有的平衡。在這一背景下，李在明試圖推動一種更具平衡性的多方向外交，本質上是對韓國國家利益的重新校準。

但是平衡不意味著中立。汪錚提醒，韓國是在承認同盟現實的前提下，努力避免外交過度傾斜，盡可能保持政策彈性和戰略迴旋空間。在當前高度極化的地緣政治環境中，這條道路雖然難度不小，但仍然是韓國最可行、也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外交方向。

圖像來源，Reuters

圖像加註文字，高市早苗「台灣有事」言論已引發中國對日本的全力反制。

中國能否拉攏韓國對日表態？

這次訪問還有一個特殊的背景：在過去兩個月，中韓關係逐漸回暖之時，中日關係卻如墜冰窟。

2025年11月慶州峰會上，習近平先後會見了李在明與高市早苗。然而，高市隨後「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表態引發北京強烈反彈。 在北京新一輪外交攻勢下，李在明此行被賦予了超越雙邊範疇的地緣政治意義。

張維良（Victor E. Teo）認為，北京如此迅速邀請韓國總統訪華，很大程度上源於對日台關係升溫的焦慮。 中國擔心日本的舉動會產生示範效應，在其他美國盟友中引發涉台立場的「連鎖反應」。 在此語境下，韓國的立場顯得格外關鍵。

韓國也投桃報李，李在明受訪時表示尊重「一中原則」，其幕僚也明確表示會「據此行事」。

對此，汪錚認為，李在明在訪華前夕已就台灣問題作出過審慎回應。無論是韓國、日本還是美國，台灣問題本身並不是新問題，只要堅持建交以來的政策框架，通常不會引發爭議。近期中日關係波動的根本原因，在於高市首相的表述突破了日本歷屆政府長期保持的邊界。

汪錚進一步分析，韓國並不需要「配合」中國提出新立場，只需堅持既有框架便已足夠。

被外界廣泛關注的是李在明1月7日前往上海，參觀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2026年恰逢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金九誕辰150周年、上海臨時政府大樓遷入舊址100周年，李在明選擇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與中國共同追溯那段「抗日」記憶。

站在這座見證了韓國流亡政府艱難歲月的建築前，李在明直言：「如果不提中國，就無法談論大韓民國的獨立運動史。」他特別提到這座舊址曾面臨拆除風險，是1993年因中國政府的積極配合才得以修復並保存至今，對此表示「最深切的感謝」。他更進一步強調，韓中兩國志士為獨立與解放進行的激烈鬥爭，是今日兩國友誼的「堅實基礎」。

張維良認為，這種高調的「歷史共鳴」並非單純的懷舊，而是在向日本發出含蓄但清晰的信號：歷史記憶未曾翻篇，在東亞實現和平，一個「正確的歷史態度」是必要條件。

習近平在李在明到訪期間的講話中也明確回應，「80多年前，兩國人民贏得了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勝利。」

李在明的立場與前任尹錫悦有明顯差異。尹錫悦曾將台灣問題定性為「全球性問題」，暗示韓國可能在台海衝突中不保持中立。

張維良介紹，尹錫悦實際上是沿用了與特朗普和已故安倍晉三等右翼保守政權相似的「劇本」——把中國描繪成「最大威脅」，並把安全合作置於一切之上——包括歷史（例如「慰安婦」問題）。但李在明及其所屬政黨並不認同這一主張。

習李會談後，中方通稿中，引述李在明表示：「韓方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這與尹錫悦時代「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表態有所區別。

張維良認為，韓國傳遞給日本的信息終究是有限度的。考慮到李在明隨後還將訪問日本，他在批評日本時會格外謹慎，不會「過線」。

中國能從韓國得到的，或許不是激進的立場轉變，而是一種更為微妙的戰略默契：不越界、不跟風、不刺激——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這似乎已經是首爾所能給出的最大善意。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圖像加註文字，普京（前排左一）和金正恩（前排右一）分別站在習近平左右手，被視為最重要的國際嘉賓。

北京幫助重啟朝韓對話？

與北京焦慮的台日同盟相對應，首爾真正的心病在於北方的鄰居。當中國憂心於東京與台北越走越近時，韓國同樣不樂見平壤與莫斯科的蜜月期升溫。

這種鏡像般的安全焦慮，構成了李在明此次訪華的核心訴求：爭取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發揮更積極作用。作為左派總統，李在明所在的政黨向來支持對朝和解，文在寅與金正恩的歷史性會面至今仍是其政治遺產的高光時刻。然而，現實卻遠比願景冷峻——朝俄關係因烏克蘭戰爭急劇升溫，韓國對北方的直接影響力幾乎歸零。

在此背景下，首爾不得不將目光轉向北京。李在明希望利用中國對朝鮮依然掌控的經濟命脈，將金正恩重新拉回談判桌。此前路透社披露，李在明曾明確向習近平請求協助，顯示首爾確實把「中國角色」視為重啟對朝議程的一個關鍵槓杆。

問題在於，這個槓桿是否依然有效？

表面上看，局勢並不樂觀。俄羅斯在戰爭後與朝鮮的深度捆綁，不僅為平壤提供了新的戰略縱深，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美對朝的傳統牽制力。更深層的障礙在於，金正恩已明確要求獲得「核國家地位」認可，這是李在明和北京都難以接受的談判底線。因此，此次訪華在朝鮮問題上的實際成果，很可能止步於習近平某種「勸和促談」的政治承諾——但這已足以成為李在明回國後對沖保守派批評的政治資產。

趙成珉（Sungmin Cho）則提供了另一種視角。他不認為中國的影響力在減弱，相反，隨著金正恩重新評估烏克蘭戰爭後的環境，這種影響力可能正在恢復。隨著特朗普急於與普京談判結束戰爭，朝鮮對俄羅斯的戰略價值或將下降。這將促使平壤為俄朝關係降溫做準備，並重新從北京尋找平衡。趙晟敏認為，中國完全有能力說服或施壓朝鮮進行對話，最起碼能遏制其導彈挑釁，引導其追求經濟改革而非軍事冒險。

汪铮同意這一判斷。他指出，過去幾年緊張局勢加劇，恰恰是因為這種平衡被打破——無論是俄朝的快速靠近，還是尹錫悦政府過度向單一方向傾斜。

張維良（Victor E. Teo）提醒，雖然平壤在情感上歷來略偏向莫斯科，但真正讓朝鮮這個國家在日常運轉層面「維持下去」的，是中國提供的燃料與糧食，而非俄羅斯的軍事援助。韓國非常清楚這一點：一旦爆發衝突，中國支持到什麼程度，將決定朝鮮能走多遠。

張維良分析，李在明的思路大概是：首爾和平壤不必成為朋友，但也沒必要成為「生死仇敵」。因此，此次訪問雖難達成具體協議，但通過展現溫和理性的姿態來緩和緊張局勢，或許正是首爾當下所需要的全部——這樣他們就能將精力重新集中於經濟發展，而非無休止的對抗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