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奥：我来自观众，我就是观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6.1.5总第121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申奥：导演，代表作《南京照相馆》《孤注一掷》等
影响力导演
他是一位青年导演，也是一位对当下社会有着敏锐觉察的观察家。他的镜头有时温柔地捕捉普通人的悲欢与困惑，有时猛烈地揭露惊心动魄的犯罪与丑恶。他的作品游走于过去与当下，深入历史现场的细部，也探索现实生活的幽微，细腻与锐利并存，悲悯与批判同在，坚持让故事易于亲近观众，同时又保持着严肃的自我表达。
《南京照相馆》启动点映那天，导演申奥守在网上，等待着第一拨观众的反馈。对于这部作品，他心里有点没底，毕竟这是自己第一次执导历史向影片，又是一个如此重大的题材，总担心能力不够、效果欠佳。
直至一条评论终于出现，所有的顾虑才云消雾散。那是一张影厅里的照片，银幕上的画面播到了最后一帧的版权信息，座位上的观众却依然齐齐整整。发布它的网友写道：电影结束了，没有一个人走，大家都在静静地看着字幕滚完、听着片尾曲唱完。“那一刻，我觉得这个电影把观众留在了影院。”申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六天以后，《南京照相馆》正式公映，一个周末便揽下四亿。更多观众给出了认可的回应，豆瓣开分就8.5，一举跃居2025年国产真人电影之首。口碑随即成了票房的酵母，票房接着继续孵化出口碑，良性循环的同步增长之下，8150.4万人次陆续走进影院，将其推上了暑期档冠军的宝座。
“这两年，全世界的电影都遇到了危机。但我始终相信，电影还是有它不可被取代的地方。”申奥说，“我很感谢观众选择、支持这部电影，我也希望观众可以回到影院。”
等待的机会
对申奥而言，过去一年是一个特别的节点。自200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算起，他在电影这条路上刚好走过了整整二十年。因此在《南京照相馆》的首映礼上，他曾一度哽咽，面向台下就座的老师深鞠一躬，说：“希望我的作业能够让你们满意。”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电影仿佛是一个必然。它既是一次检验，又是一次总结：“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在自认为最好的状态下，把我对电影技术和艺术的认知、方方面面的积累都融入进去。”
不过，必然的诞生却始于偶然。十几岁时，申奥看过一个叫作《屠城血证》的老电影，讲述了南京沦陷后，一群普通人冒死将记录日军罪行的照片送出城外的故事。他对此印象很深，几年前有一次与编剧张珂聊天，又随口提起了这部1987年的作品。张珂听完跟他说，这段历史很适合拿出来再拍一遍。
一个创作的念头就这样萌发了。为了将想法落实，他们继而联系了当时的制片厂，咨询版权事宜。沟通过程中，申奥方才得知，其实那个吸引自己的故事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1937年，华东照相馆学徒罗瑾在冲洗一个日本军人送来的两盒胶卷时，发现照片内容都是屠杀场面，就悄悄多洗了几十张，并在此后与另一位名为吴旋的青年接力保存，最终为战后的南京审判提供了“京字第一号”证据。
在创作上，申奥有一个习惯。他的电影通常取材于新闻，而且会在前期大量查看相关资料和进行深入调研。处理现实题材尚且这样，对待历史更需如此。既然之前的电影就源于史实，那么尘封的档案里一定还有众多线索，可以让自己的作品再致密一些、饱满一些、厚重一些。
于是，他和张珂及另一位编剧许渌洋分头搜寻，凡是有所涉及的文献、研究专著、亲历者口述和真实影像都被归拢起来，彼此分享，共同阅读。他们像是一个学术小组般地埋首其中，等到抬起头来时，那段历史几乎熟稔于心，甚至随口就能背出某个回忆录里的原话。
由此，《南京照相馆》的故事也开始具象出轮廓，又经由不断地构思与雕琢渐趋成形。与此同时，一个2.5万平方米的场景在车墩影视基地崛地而起，高度还原了昔日的南京局部，连城墙都是真砖实砌，每块砖皆从原物翻模而成。
2025年2月15日，电影宣布开机，只用了54天时间便顺利杀青。“我们的团队基本上是跟我一起并肩作战了十年以上的兄弟，大家已经磨合得非常默契。”申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无论多大的项目，我们都是把它拆分成一个个小的单元，每个单元完成之后再聚合到一起。这个工作，我们十几年里面每天都在做。”
高效不意味着潦草。恰恰相反，在许多细节的把握上，申奥相当审慎。特别是一些残酷桥段，他的处理极尽克制，避免过度直白、赤裸地呈现，将最大的尊重和保护给予镜头里的演员、历史上的受害者以及银幕前的观众。这一点，在影片上映后得到了一致的赞誉。
申奥认为，电影拍出来是面向大众的。只要能够实现情绪的渲染、主题的表达，他可以完全站在跟观众同频的层面进行创作，以观众的尺度平衡作品的尺度。“我相信人性的基本共识，尤其商业电影一定是人性的最大公约数。”
唯一的遗憾是，他觉得电影里的群演面貌跟1937年相差得有些遥远。不同于主演，群众演员不会专门为一部戏去改造外形，剧组也不可能给每一个演员都做精细的妆化和特效，所以在一些大景别的画面中，作为背景的群演有时会露出非常丰盈的体态和洁白的牙齿。“也许观众没那么注意，但对我来讲确实有点跳戏。”申奥说。
为观众服务
从2023年的《孤注一掷》到2025年的《南京照相馆》，申奥接连惊艳于中国电影市场。两部作品分别登顶各自年度的暑期档，并携手闯入档期票房总榜前十，创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纪录。而这，仅仅只是他的第二部和第三部长片。
在外界眼中，申奥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一个品牌，乃至被视为现阶段中国电影的希望之一。人们也不禁好奇，屡出爆款、持续成功的背后，他是否掌握了某种独特的方法论或者精准的时代密码，尤其在这个电影似有式微的当下。
在申奥看来，电影如今的确正在面临些许窘境，却仍旧保存着特有的生命力，关键是要找到对应的路径。“人类是喜欢听故事的，几千年都没变过，问题的核心在于故事精不精彩，适不适合用电影的形式讲述。我觉得有些故事类型还是需要电影的视听语言和影院的欣赏环境，比如场面宏大、沉浸感较强的故事，比如情感浓度较重的故事。”至于他自己的所谓“密码”，既不独特也不新鲜，无非就是吸引观众的眼睛、叩动观众的心弦、跟观众的情绪产生共鸣：“我一直是这个方法论。”
与观众产生共鸣，说起来简单，大概没有创作者不想以此为追求，做起来则未必容易。但申奥觉得，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困难。“我来自观众，我就是观众，我只是观众里一个非常幸运能从事导演这个行当的人而已。我没觉得我跟观众有任何区别，所以我也不需要强求共鸣，它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事情。”
申奥说，他从小看录像带、VCD，在商业电影的滋养中长大，从来就没把电影看作曲高和寡的东西。后来上了北电，毕业时又赶上胶片转数字，影像平权化了，更不觉得成为电影人是什么值得自鸣得意的事情。“我们作为导演，它不是一个权威的职业、一种身份的象征了，只是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连通观众，为观众服务。至少我把自己放得非常轻，把观众放得很重，我甚至经常对导演这两个字感觉到很惭愧。”
对于电影，申奥始终认为它是具备艺术性的商品，而非纯粹的艺术品。并且这件商品的成本极高，需要花费很多钱、组织很多人、消耗很多时间，因此拍一部电影就要对得起背后的这些代价，单纯的个人表达不需要也不应该依赖电影。
“可能我比较浅薄，我觉得我的表达没那么有价值，我更愿意在自我和受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更愿意让观众喜欢。”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即便秉持这样的意识和态度，申奥觉得自己依然可能会有被抛弃的一天。他特别喜欢一句话：时代的浪潮会托举每一个人，但时代的车轮也会碾过每一个人。在他看来，被托举或者被碾过与个人的判断和选择不可分割，人不可能永远选对，有选对的时候就有选错的时候，选错的概率时刻相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还会逐渐上升。
“要面对自己选错的概率。”不过，他并不为此感到焦虑和恐慌：“有人愿意看，我作为导演的工作就继续。什么时候没有人愿意看，这个工作就结束了。”
他说，自己的兴趣一直只是讲故事，用电影讲不了就用其他方式，一样可以得到相应的快乐与收获。或者哪怕只是去听别人讲，他也很满足，包括电影——“我对电影的爱不只是拍电影才爱，我看电影也很爱”。
对得起信任
在申奥的人生曲谱上，电影原本就像是一个意外的变奏。“跟很多人的故事一样，陪朋友去的。我也是陪高中同班同学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后来他成了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他从小擅长学习，小升初、初升高按部就班，高中分班时选择了理科。因为母亲是搞数学的，按照她的想法，儿子的前程应该是考上一个数学专业的本科，然后申请国外的硕士，转读金融，毕业了找一份对口的工作。然而一场无心插柳的考试，打断了这个规划。
“其实我也没想过要走电影这条路，虽然对电影的热爱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但是当你真正考上的时候，这个事等于从幻想照进现实了。再有，从一个小孩的视角来看，这个专业似乎更有趣，不像基础学科那么枯燥。”申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父母对此自然是不支持的。母亲觉得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自己完全帮不上忙；父亲是做广告的，根据经验认为影视行业人员复杂，担心儿子沾染上一些恶习。不过这个家庭向来开明、平等，申奥只说了一句“如果我不选这条路，我可能会一直埋怨你们”，他们也便同意了。
自此，电影成了申奥笃定的志业。他生出一种莫名的使命感，觉得既然自己被选中，就一定要对得起这份信任，要为电影而奋斗。
2009年，申奥从北电毕业。他一连拍摄了三部短片，拿下多个奖项，还参加了一档名为《我要拍电影》的导演选秀节目，入围全国十强。看上去，一个富有潜力的新人导演即将横空出世。但事实迥然，他没有顺着轨迹继续前行，而是转身投入了广告行业，一做就是八年。
“电影的舞台是一个赛场，日常的训练很重要，做广告是做电影的训练，广告就是把电影拆分成了细小的片段，把几十天几百天的制作流程拆分成了一周或者一天。而且电影拍的是生活、拍的是人，拍广告是非常入世的工作，需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些人都可以作为电影创作的参考。”申奥说，“这些能力、经验和素材，对于电影都是巨大的积累。”
除此之外，他还觉得拍电影应该是在稳定的状态下进行，不管是经济上、情感上的稳定，还是价值观的稳定。二十几岁的年纪，什么都没有，只有经常性地自我否定。他不想这样开始，不想背着挣钱的欲望创作或者留下日后懊悔的作品。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期限，三十岁再说。俗话讲三十而立，人到了那个时候约莫可以成熟了，自己又是处女座，正好凑一个完美的整数。
冥冥之中，一切仿佛自有安排。就在申奥岁至三十的那一年，导演宁浩启动了“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向他抛出橄榄枝。他也终于做好了准备，全力以赴地朝向第一部电影作品重新出发。
十年过尽，申奥完成了从初出茅庐到一鸣惊人的华丽蜕变。2026年，他即将年满四十。站在又一个十年的起点，他也许下了新的愿景：“40—50岁应该是一个创作的高峰期，能力、精力、体力都支撑得住，也会获得比较好的创作资源，希望可以让自己不辜负这些资源，驾驭好这些资源。”
这个十年，以他的第四部作品《用武之地》开篇。说是第四部，其制作的启动实际上先于《南京照相馆》，倘若以筹备时点论及，则要比《孤注一掷》还早：2020年，这个故事就已经初创，依然是根据真实的新闻事件改编，讲述一个境外人质自救逃生的故事；2024年7月，电影在摩洛哥开机。间隔的四年缘于申奥的坚持，他想让所有主创都可以身临其境，进而把那份真实感受传递给观众，所以要求必须到海外拍摄。
不过申奥觉得，无意之中，延宕的时间反而强化了这部作品的意义，让它的出现生逢其时：“这几年，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恰巧到了这个题材最合适去表达的一个时机。”与此同时，他也将于今年2月开拍电影衍生剧集，在相似的故事脉络上进行不同的表达。
对他而言，之前的成绩丝毫不构成包袱，只是压力确实是有的。“但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化压力为动力。我觉得电影导演跟运动员一样，需要不停地训练、不停地提升，维持一个好的竞技状态。一旦疏于锻炼了，马上就会体现在作品上。”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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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令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