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生活不再需要另一半?中國避孕套和情趣用品「一冷一熱」背後的原因
這種現象揭示,年輕人正從需要承擔情感與經濟重擔的「雙人模式」中撤退,投向更為廉價且可控的自我滿足。人口學者表示,這一現象與中國人口進入「萎縮時代」恰好重合,並預示更長遠的人口與經濟後果。
性生活不再需要另一半?中國避孕套和情趣用品「一冷一熱」背後的原因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2025年12月19日
過去五年,中國避孕套市場規模縮水四分之一;同期情趣用品市場幾乎翻倍,逼近兩千億元(人民幣,下同)。兩類性用品「一冷一熱」分化,使網友一句調侃——「現代人的性生活不再需要另一半了」,成為中文社媒討論的熱點。
對於26歲的李小姐來說,看到這種現象「完全不意外」。這位深圳的金融從業者向BBC中文表示,「相對於老傳統,年輕人更不恥於談性,選擇就會變得多元,取悅自己(的方式)也更多元。」此外,現在年輕人生活節奏快、壓力大,「讓我在遇到新的人時更少耐心去培養和建立更深的連結」。
受訪專家認為,這種現象揭示,一些中國年輕人正從需要承擔情感與經濟重擔的「雙人模式」中撤退,轉向更為廉價且可控的自我滿足。人口學者向BBC中文表示,這一現象與中國人口進入「萎縮時代」恰好重合,並預示更長遠的人口與經濟後果。
值得一提的是,從1929年大蕭條到2008年金融海嘯,經濟低迷期往往伴隨避孕套銷量激增,但在疫情後的中國,這一「避孕套悖論」失效了,背後原因又是什麼?
現象:避孕套賣不動,情趣用品在「爆單」
避孕套真的賣不動了。在深圳一家藥房,工作人員反映避孕套周轉週期明顯拉長——以前大約兩週就能賣完一批貨,現在需要一個月甚至更久,進貨量也相應減少。
這並非個案,中國範圍內避孕套銷量的持續下滑有數據支撐。
艾媒諮詢發布的《中國避孕套行業發展報告》顯示,過去五年中國避孕套市場規模大幅縮水。2020年疫情初期市場規模尚有208億元,2024年已跌至156億元,累計縮水 25%。這是連續第四年負增長,且業內預計2025年仍將延續下行趨勢。
頭部品牌的境況同樣不容樂觀。杜蕾斯天貓銷量從2019年的372萬件跌至2021年的84萬件,兩年暴跌77%。
根據天眼查數據,2020年至2024年間,伴隨市場規模萎縮,中國避孕套相關企業累計註銷7.8萬家,平均每年有1.7萬家企業退場。
避孕套銷量下滑,是因為更多人選擇生育、不再需要避孕?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小紅書上一位網友的留言或許道出了真相:「不帶套是不可能的,但不想做也是真的。」
這折射出一種更深層的社會心理——避孕套銷量的下滑,可能意味著性生活在減少。
但另一組數據似乎在進一步說,減少的似乎只是「雙人性生活」。
與避孕套的頹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情趣用品市場的爆發式增長。同樣來自艾媒諮詢的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情趣用品市場規模已接近1942億元,預計2025年將突破 2081億元。短短五年,這一市場幾乎翻倍。
這兩組數據並置,在中文互聯網引發廣泛討論。一位網友的評論「現代人的性生活不需要另一半了」迅速成為熱門話題,精準捕捉到這場消費變遷背後的社會情緒——從「雙人模式」向「單人模式」的遷移,從需要情感投入的親密關係轉向更可控、更低成本的自我滿足。
對避孕套行業而言,未來的路可能更加艱難。自2026年1月1日起,避孕藥品和用具將不再享受增值稅免稅優惠,多適用 13% 稅率。
這一政策轉向背後,是中國生育政策的根本性變化——過去為控制人口增長而對避孕產品免稅,如今為刺激生育而對其加徵賦稅。但這一舉措能否真正提振生育率,仍是未知數。它更可能產生的效果,是讓一個本已萎縮的市場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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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加註文字,中國浙江省一堂給年輕人的性教育課
原因:「取悅自己」與「無力親密」
這種一升一降的消費變化,很難用單一原因解釋,更像是多重力量疊加的結果。
在李小姐看來,避孕套銷量下跌,首先與避孕方式的多元化有關。口服避孕藥、皮下埋植、甚至避孕針等方式近年被不斷推廣,這些工具更強調把避孕的主動權交還給女性。
過去四年,短效口服避孕藥的零售額和皮埋的使用量都出現兩位數以上的增長,只是整體規模仍不算大——短效避孕藥的市場體量約在10億元左右,皮埋年使用量也只有40多萬支。
她還注意到另一個變化:疫情幾年間,社交媒體上性教育內容大量湧現,尤其是關於女性高潮的科普。「我和當時的男朋友看了很多科普,才意識到陰道高潮其實很難。」
她說,「後來我們開始用情趣用品,對我來說體驗更好,對他來說壓力也小很多。」
換句話說,即便在伴侶間的性生活裡,情趣用品也在悄悄提高「出場率」。
李小姐還發現,在中國幾乎每個情趣用品品牌都會從最基礎的生理結構做科普,因為整個市場對這類知識仍然陌生甚至帶著羞恥感。但經過科普,和上一代相比,「現在年輕人不再忌諱談性,選擇自然更豐富,取悅自己的方式也更多。」
在經濟學和市場分析領域,有一個被頻繁引用的「避孕套悖論」:經濟越低迷,避孕套銷量反而越高。這被視作「口紅效應」的一種變體——當人們削減大額支出時,會轉向廉價卻能帶來愉悅的小消費。1929 年美國大蕭條、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包括韓國和中國在內,多國都出現過避孕套銷量逆勢上漲的情況。
但在疫情之後的中國,這條「鐵律」失效了:經濟復甦不及預期,仍處在下行通道,避孕套銷量卻不是上升而是暴跌。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穆崢認為,這背後不僅是消費習慣的變化,更是親密關係模式、青年文化與責任觀念的整體重組。不斷攀升的經濟壓力、高度內卷的職場競爭以及居高不下的房價,一方面推遲了結婚年齡,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人們維繫長期關係的意願。
許多年輕人從需要承擔巨大經濟和情感責任的「關係型親密」中抽身,轉向更個人主義、更可控的性自主與自我滿足。
李小姐也承認,如今的生活節奏和社交方式讓「獨自解決」變得更普遍。「節奏太快、壓力太大,遇到新的人,很難有耐心一點點培養感情,」她說,「大家每天資訊流那麼多,要找到真正聊得來的對象並不容易。而且,解決性需求也不一定非得先變成情侶,那實在太麻煩了。」
穆崢進一步指出,在這樣的環境中,一段感情往往意味著巨大的情緒和經濟風險,會嚴重透支年輕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本已有限的精力。因此,當「自我關愛」被包裝成一種賦權話語時,某種程度上也遮蔽了人們對親密關係的非自願撤離。這種撤離既源於內卷壓力,也源於性別角色期待的僵化,尤其體現在那些既要在教育和職場衝刺、又要背負傳統家庭責任的都市女性身上。
相比日本和韓國,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速度和尺度催生了更為極端的競爭環境,也可能是中國出現「斷崖式性蕭條」的獨特背景。
社交媒體小紅書上一條獲讚很高的評論,或許為這種心理畫上了一個生動的註腳:「兩個人到家都10點了,睡覺時間都不夠,哪有心情搞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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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加註文字,性用品展會上,一位年輕人正在拍攝。
影響:「懸浮時代」的「慢性病」
人口學者、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對BBC中文表示,這一現象背後是人口結構的根本變化。他認為,避孕套銷量下滑主要源於結婚人數減少、育齡人口萎縮;情趣用品暴漲則是適婚未婚人群擴大的直接投射。
歸根結底,年輕人「不婚」是這串多米諾骨牌的起點。
這並非孤立的消費波動,而在與宏觀人口數據相互印證。2022年中國人口減少85萬,正式進入負增長;2023年人口數減少進一步擴大至208萬。避孕套與情趣用品銷量劇烈分化的過程,與這一轉折期重合。
對於經濟社會發展而言,老齡化猶如一場難以治癒的「慢性病」。隨著青少年人口占比收縮,全社會供養負擔持續加重,養老金缺口日益擴大。對於身處其中的年輕人,這更像一個無解循環:生活壓力劇增讓他們對生育望而卻步;新生力量匱乏疊加老年人低消費意願,又導致經濟活力減弱,推動社會滑向惡性循環。
易富賢用了形象的比喻:「人口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無論執政水平如何,解決的都是『做麵包』的技術問題;而人口意味著是否還有『麵粉』。沒有麵粉,何談麵包?」
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嘗試「止跌」。例如今年5月推出婚姻登記「全國通辦」,不再局限戶籍地,政策調整後,2025年第三季度結婚登記同比增長 22.5%。但易富賢對這種反彈持保留態度,並以離婚「冷靜期」為例:離婚數從2020年的434萬一度降至 2021 年的284萬,但到2024年回升至351萬,且 2025 年前三季度同比再增 6%。
在他看來,行政手段或許能改變波動節奏,卻難以逆轉長期趨勢。
易富賢對政策效應並不樂觀。他表示,政府可以透過強制絕育和墮胎減少出生人口,卻無法強迫人們結婚、懷孕。鼓勵生育意味著政府必須在補貼、福利與教育等方面投入真金白銀的大量支出。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在關於「懸浮時代」的研究中也指出,社會高速變動帶來「沒有根基、缺少安全感」的「懸浮」狀態,人們因此更容易產生身分迷茫、焦慮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同時,都市生活的人際關係也更趨淡漠、離散、疏離,連結變弱。
在「懸浮時代」,政策需要面對的可能不僅是經濟成本,也包括安全感與社會心理結構變化——這些因素可能才是影響年輕人對長期承諾與人生規劃(包括婚育)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