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昆明12月31日电 题：杨六金：三十七载，为莽人找寻现代之路

　　记者 缪超

　　年关岁末，云南省金平县的莽人村落开吃“杀年猪饭”。村民期盼改变其命运的人——杨六金，如往年一般与他们团聚。而这将是杨六金37年间，第148次走近莽人。年近古稀的他，仍将心血倾注于莽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中。

　　杨六金是云南省红河学院国际哈尼/阿卡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37年前，他关注到藏在中国与越南边境中方一侧原始森林之中逾600人的莽人原始村落，自此用半生时光为莽人找寻现代之路——既有安居乐业的物质保障，亦有获得身份认同的精神皈依。

12月17日，云南省红河学院国际哈尼/阿卡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杨六金向记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　杨牧源 摄

　　放牛娃成长为学者

　　“我出生时6斤重，父母取名‘六斤’，后改名‘六金’。”1956年，杨六金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撒玛坝万亩梯田上的一个彝族与哈尼族联姻家庭。尚不记事时，父亲去世，母亲多病，家境极为贫寒。

　　“小学读到三年级，就辍学当放牛娃。”杨六金聪明伶俐、踏实肯干，后来学会做木工，还当上农科员。当听到县广播站里播报的新闻故事，他萌发把从小听到的民族故事与身边故事写下来的念头。“那时，我写的东西文理不通，居然被广播站采用，就因为故事新奇。”

　　在云南，流传着浩如烟海、灿若星辰的民间故事。20世纪80年代，杨六金不断收集整理一些民间故事，并投稿见报，乡亲们称他为“山旮旯的读书人”，他也逐渐进入红河县文化部门视野。

　　1983年，杨六金到云南民族学院深造后，进入云南省民语委和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工作。1986年，杨六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系统学习民族学理论，他的论文《中国彝族尼苏人生礼仪研究》发表在《日本生活文化史》杂志。日本著名人类学家鸟越宪三郎阅读此文后，称他是了不起的民族学者，并特意到中国拜会杨六金。

　　当鸟越宪三郎得知杨六金小学都没读完，惊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深入原始森林寻找莽人

　　“莽人”，是布朗族的一个支系，中国古代“百濮”族群的后裔。“莽”为“山民”之意。单从名字便可让外人对他们有大概了解：走出原始森林定居前，莽人一直在中越边境的高山密林中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猎集生活。20世纪50年代中期，金平县委和驻地边防部队动员莽人出林定居定耕。

　　“37年前，我在金平县做社会调查时得知有莽人村落。”1989年11月，杨六金听闻莽人以洞为家、吃野果、穿树皮……过着最原始的生活。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和思考。从一个因家贫辍学的放牛娃，到被选派至中央民族大学深造的学者，杨六金自身的成长跨越，让他对弱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变革”与“自觉”有着深刻理解。

　　强烈的学术使命感驱使他踏上探索莽人的艰苦征程。他从金平县勐拉徒步2天到南科新寨莽村，找到略通汉语的莽人陈大，“第二天，他带我步行去坪河中寨。小雨淋漓，雾气腾腾，我们在原始森林中迷了路，只好在森林里过夜。”

　　为深入研究莽人，他先后经历三次生死险境：

　　第一次是他首次进入莽人村落，高度警惕的莽人用绳子“迎接”了这位戴着眼镜、背着相机和笔记本的陌生人。直到村里的代课教师在他的包里找到政府开的证明，才给他松绑。这次充满戏剧性的开端，让他真切触碰到了这个群体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

　　第二次是1996年10月，他从莽人村寨返回途中被“恙虫”叮咬，当晚高烧昏迷不醒，被送到矿山医院急救才得以脱险。

　　第三次是1999年8月，在莽人村寨调研后，一条蚂蟥钻入他的尿道。幸得同行人员将蚂蟥拉出，剧烈的疼痛令他几近昏厥。

杨六金(左一)与莽人聊天，远处是莽人生活的新村与旧村。　受访者 供图

　　为莽人找寻现代之路

　　多次遇险也让杨六金深感莽人生存状况的恶劣，主动担起启蒙的责任。他力所能及地帮助莽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教莽人选良种、种蔬菜、发豆芽、做豆腐、腌咸菜……一直过着原始生活的莽人学会刷牙、洗澡、梳头。

　　他还从外地引进25个适于高寒山区种植的杂交水稻品种，其中有两个品种试种成功，亩产达300多公斤。莽人惊讶地说，“这谷种神了，结出那么多谷子。”

　　为开阔莽人眼界，杨六金先后带领40多人到弥勒、昆明、建水等地参观。莽人在昆明感叹，“城市里跑的汽车，比我们山上爬的蚂蚁还多。”

　　他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现代社会治理等多角度深入研究莽人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和现代化之路上自我重塑的困境，由此形成专著——《一个鲜为人知的族群：莽人的过去和现在——十六年跟踪实察研究》并于2004年出版，首次系统地为这个“隐蔽族群”建立完整的民族志档案，后来成为国家决策的关键学术基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08年，莽人的生存状态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有关部门出台关于莽人的综合扶贫规划，将莽人聚居的金平县南科新寨就地改造成现在的龙凤村，并将另两个聚居地坪河中寨、坪河下寨易地搬迁合并为平和村，雷公打牛村搬迁到牛场坪——村名为牛场坪。同时，中央财政和云南省财政拨款上亿元资金，实施莽人综合扶贫项目，以彻底解决莽人贫困问题。

　　同时，莽人归族也提上日程。“莽人是中国古代‘百濮’族群后裔，与布朗族有深厚渊源。”2008年，杨六金带着部分莽人到西双版纳州、普洱市的布朗族克木人村寨交流，莽人们发现他们与克木人在语言和习俗上颇为相似，同意归为布朗族。

　　2009年3月，国家民委正式确认莽人为布朗族的一个支系。从此，莽人有了自己的族称，社会发展仿佛按下了“快进键”，提前打赢脱贫攻坚战，迈入小康社会，如今人口有800多人。

　　2025年初，杨六金第147次进入莽人的龙凤村时，一栋栋粉墙黛瓦的二层小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青山绿野之间。他看到的是年轻人熟练地用手机下单，听到的是讨论AI技术的快速发展。从物资匮乏到拥抱数字生活，这条现代化之路已延伸至家家户户的门庭与指尖。历史与未来，在这个曾经“以洞为家”的族群中，悄然又澎湃。放眼寰宇，采取何种举措，帮助与支持一个又一个原始部落和民族走向现代化道路，无疑是值得探索的世界性难题。

　　有人曾问杨六金，“为何非要把莽人从原始拉到现代？”

　　“如果继续让他们与世隔绝，可能使莽人社会在危机中陷入极端脆弱。”杨六金答道，30多年前，他第一次进入莽人村落，茅草房里的破被褥、烂瓷碗，昭示着他们已主动与文明社会有些接触。在得到国家帮扶后，莽人收入不断提高，很多老人以前没读过书，希望让孩子去读书弥补自己的遗憾。

　　谈及今后对莽人的研究，杨六金笃定说，要深入研究挖掘莽人文化，让文化得以传承下来，“只有知道我是谁？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杨六金说，保障每一个民族在自愿、自省与自觉中，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稳健地走向现代文明，这或许是在全球范围，对人权、生存权与发展权最深刻、最人本的实例，更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有中国特色的生动诠释。(完)

【编辑:刘阳禾】